2007年9月23日，阳光明晃晃地从窗外照射进来，看来今天是个晴朗天。贵州山区的庄稼人，最怕秋收时节的阴雨天气。可是看着明亮的阳光，杨玉春的脸上却没有一丝喜悦。
杨玉春居住的房子是座非常原始的土胚房，所谓的窗户只不过是在土墙上凿了个正方形的洞。他的房间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床是用板凳架着木板拼起来，桌子也是用别人丢弃的电视机纸盒架了块板。屋内到处都是厚厚的灰尘，阳光从窗、竹篾以及屋顶的缝隙中照进来，屋内流动着清晨的寒气。
坐在有些倾斜的床沿边，杨玉春有些懊恼地告诉我：“张仁杰，现在我的身体是一天更比一天恼火了（恼火在当地是加重语气的意思，有着非常或者不好的话意）。你看这几天正是农忙的时节，大家都在收稻谷，可是我呢，却像个废人似的只能呆在家里，想帮忙都帮不上！头几天一直下雨，今天终于出了太阳，看着别人家都在稻田里忙着抢收，我的心里呀，只能干着急却没有办法！”
杨玉春坐在二楼的隔层，他每天下来需要借助简易的木制梯子。他下楼的时候非常地小心，因为他本身就身患残疾行动不便。他需要用手紧紧地抓住木梯的边沿，眼睛紧盯着脚下踩着的梯隔。好不容易下来后，他小声地叮嘱正准备出门去收割稻谷的母亲，他说：“妈，今天天晴了，你去稻田里干活时不要着急，慢慢收！我想这两天花钱请人过来帮忙收割稻谷。你说如今舍不得钱也没有办法，你一个人很难把稻谷全部抢收上来。万一哪天又下雨，咱们这一年就白辛苦了！”
杨玉春目送着母亲离开家，看着她往水稻田走去越变越小的身影，突然他抓着门沿大声地冲着母亲的背影喊道：“妈，你一个人只割水稻，别的先不要管，你要记着了！你千万不要再打谷了，你年龄大了，不要把腰扭着了！”
直到看不见母亲的背影了，杨玉春才扭过头来告诉我：“刚才出门收水稻的是我的母亲，她的名字叫邓应兰，1941年9月25日出生，算起来已经有66岁了。因为我的病无法帮忙，母亲这么大年龄还必须亲自下田劳动！”
因为疾病的折磨，杨玉春的身体看起来非常不自然地扭曲着。我看到他的堂屋还隔了个地方养头牛，便问他水牛是他们家的牲畜吗？杨玉春轻轻摇了摇头，叹着气告诉我：“因为现在是农忙季节，每家每户都在抢着收割稻谷，我又不能帮上别的什么忙，只能这个时候把邻居家的水牛借来喂，然后把牛的粪便收集起来做肥料。现在是农忙邻居还肯借给我，如果是农闲的时候邻居是不会借牛给我的。唉，每当想到老母亲这么大年龄了还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我又实在是帮不上什么忙，想起这些我心里就非常恼火！”
边说杨玉春边扭动着身体从屋角很费劲地拖来一把椅子让我坐。提及自己的身世，杨玉春似乎一言难尽，他唉声叹气地断断续续告诉我：“说起我们家里的情况，真的是不知道该从何提起。我7岁时亲生妈妈就去世了，我记得妈妈走之前得的肿瘤却无钱医治，走的时候是1978年9月。到了1980年我的继母邓应兰嫁给我爸，成了我的母亲，当时继母过来时还带着她的女儿。谁曾想到1981年我的父亲也患胃病，无钱医治去世了。后来我继母的女儿远嫁到别的地方，从此我就和继母两个人相依为命的生活。提起我家一直以来的艰难生活，真是有太多的事情和太多的辛酸了……。”杨玉春的声音哽咽起来话语微颤，他虽然努力强压着自己的情绪，却再也无法叙述下去。
沉默地坐了一会，杨玉春还是不放心在田里劳动的母亲想要去田里看看。我劝他既然行走不便就不要去田里了，杨玉春没有回答，他默默地扭动着身体在家里做了一些简单的家务并给牛喂了草。可最终心里一直放心不下，他坚定地要去一趟田里，他对我说：“我心里不安，心里放不下我的老母亲！你说我又帮不上什么忙，还得让我的老母亲一个人干活。我还是去田里看看，至少我能看着老母亲不让她摔跤呀？”说完，杨玉春便艰难地走到门口带上门。
杨玉春出门的时候，特意从屋里摸出一根木棍做拐杖以便于支撑住倾斜着的身体。疾病所造成的行动不便，使他的身体斜向一边需要扭动着迈步，屋门口的几层台阶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是非常轻松的几步可是对于他来说却显得格外难行，侧身走路的他下台阶非常吃力。
好不容易来到台阶下面，杨玉春猛吸了一大口香烟，他继续刚才的话题说道：“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的老母亲，就怕老母亲在田里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摔跤了。这人了上了年纪难免有个磕磕碰碰，可我们家里这种情况，我已经成这样了，如果老母亲再有个什么闪失，你说该怎么办？本来让老母亲下地干活我的心里就非常不安和愧疚，但又没有办法。所以我只能在心里希望老母亲不要摔跤，如果不小心弄成我这样，我们这个家就彻底完了。因为老母亲拼命地种地干活，我们母子俩才能勉强地相依为命过生活。”
从杨玉春居住的房屋到自家的水稻田，按照正常人的行走大约只需要五分钟，可是对于身体严重佝偻的杨玉春来说每行一步都显得很艰难，行动迟缓的他足足走了十五分钟。来到稻田旁，杨玉春用手紧紧地抓住田梗边的青草，很吃力地滑下田。他对田地正在干活的母亲说：“妈，我想来想去还是在家里呆不住，水牛我已经喂饱了，我不放心你，特意来看看。妈，你干活的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摔着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家就真的没法生活了！”
光脚踩在因为下雨浸湿的泥土里，杨玉春和母亲商量请人收割水稻的事情。他很担忧地说：“妈，我们真的要请人来帮忙来收割水稻。如果老天爷再下一场雨，我们的水稻肯定要在田里发芽了。我和他们商量过了，请他们明天下午来帮忙收割。他们说收割水稻管吃管喝每收上来100斤湿水稻收费10元钱。妈，他们来了你就不要干了，回家烧菜做饭给他们吃就行了。对了，你回家的时候顺便从池塘里抓只鸭子上来，到时候用鸭子做菜，鸭子总比鸡便宜多了！”
邓应兰弯腰割谷忙着抢收，对于请人帮忙的事她的心里还是有些不大乐意，她说：“我看还是算了吧，你说每收割100斤湿水稻给10元还要管吃管喝，太贵了。我看还是我一个人慢慢收，这一年上来好不容易种的一点庄稼到头来还要被别人抽走一部分，心里觉得不划算。还是我自己慢慢干吧，总会把庄稼收割完的！”
说到儿子杨玉春一直担心自己摔跤的事，邓应兰怀抱着满满的水稻边向打谷桶走去边笑着说儿子多虑，她说：“这孩子真是想得太多了，我自己觉得身体还行可以干活，你说他天天就不往好处想，整天疑神疑鬼地怕我跌倒后站不来了。其实呀，我们娘俩就是一棵树上吊死的命。如果我再变成一个残疾人了，那就真的是恼火了！还不止恼火，估计我们娘俩只能等死了。你以后就不要瞎想了，我这个当妈的还能再干上十年。再说，如果我现在真的死了，撇下你一个人那你该怎么生活？”
听着继母邓应兰宽慰自己的话，坐在田埂边的杨玉春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他费劲地起身倾斜着身体走到草堆处帮忙捆稻草。他低着头，努力将稻草捆在一起，他对母亲说：“妈，我不是疑神疑鬼，我只是害怕你生病。就像你说的，我们娘俩是一颗树上吊死的命！妈，我就担心哪天你瘫痪在床了，我这个样子怎么去照顾你呀！可就只有我们娘俩相依为命，到时候我不照顾你又有谁照顾你呢？”
看到儿子跑到田里来捆稻草，继母邓应兰边扬起手中的稻谷使劲摔打在谷桶边沿边大声让儿子回家，她说：“你还是赶快回家吧，不要在这里乱说话了！我如果哪天真的瘫痪在床，我就找老鼠药自己吃了死了算了，免得给你找麻烦。我心里倒是担心我哪天头一歪死了，这以后的日子谁来照顾你？我估计我死的时候还会两眼合不上，到时候你就帮妈把眼合上。你现在快走吧，不要干活了，妈自己会慢慢的！”
看到儿子行动不便还非要在田里帮忙，邓应兰再次催促他回去，她说：“你快回去吧，不要在这里碍事。既然你和人家说好了明天下午过来帮忙收稻谷，我现在也同意。我想了想如果靠我一个人忙上忙下也忙不完，肯定有些水稻要烂在田里了。你还是先回家看一下池塘里的鸭子和鹅少了没有，你去挑一只小一点的鸭子，明天就抓那只给帮我们收稻谷的人吃。既然来帮我们的忙，我们家就算再穷，也不能亏待了人家！”
见继母催得厉害，杨玉春只好极不情愿地回家。途经一小片低矮的果树林，杨玉春对我说：“张仁杰，这是柑桔树，这里是我们家的旱地，我们家旱地有两亩。2005年我在这片柑桔树下套种了西瓜，那年我可走了大运，光西瓜就收了大约10000斤，当时的西瓜价钱是2毛5分钱一斤。可到了2006年我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天气不仅不好而且因为我们家里的经济困难没有钱去买农药，导致了这两年西瓜都没有收成。”
杨玉春斜着身子从柑桔树上摘下来一颗青色的柑桔果，他看着青果子若有所思地说：“这些柑桔树长不出柑桔主要因为没人给树打理压枝。唉，说老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想尽办法搞农村第二产业想挣点钱，可弄来弄去也没弄成。你看我们家的房子也快要倒塌了，我自己的肩膀和脖子因为身体严重变形而拉扯得非常疼。虽然我一直都希望挣钱改善家里的艰苦环境，想让我的老母亲安度晚年，如果再能有点余头我还想去医院好好地看一下我的病。哪想到这么多年下来后我还是一无所获，总结一句话就是我有心无力！”
来到一处简易棚子前，杨玉春用手指着棚前的水坑对我说：“2000年7月县残联组织县里的残疾人去广西河池市学习修理、种养技术，我当时非常喜欢养殖方面的内容，别人用一个半月学完的课程我只用半个月就学完了。可因为我没有启动资金，一直等到两年后也就是2002年我才用自己积攒的一点钱以及向别人借来的总共1600元请人在棚子前挖了个坑做养鱼池。可到了2004年我们这里的雨水特别多，把我鱼池围着的土堤给冲开了，里面养的鱼全部被冲跑了。你看前面的这个小水坑就是我当年挖来做鱼池用的，现在每当看到这坑我就觉得恼火。看来老天爷真是不可怜我。唉，没办法呀，这就是人的命！”
隔了几天，到了10月2日我再次前去看望杨玉春，发现他正在家中给水牛喂稻草。因为杨玉春的身体变形得厉害，他看人只能斜着眼睛瞟，他告诉我他正准备去村诊所开点止痛药，他说：“张仁杰，我这几天身上越来越疼了，实在是让人受不了，尤其是我的肩膀、脖子和腰部。唉，我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上辈子做了什么亏心事，让我这辈子过得这么恼火！真是想起来心里就难受，太让人恼火了！”
提及自己家里的不幸，斜坐在椅子上的杨玉春忍不住眼角边浸上了泪光，他尽量用平静地语气告诉我，但每当说到痛心处他的话语仍禁不住发颤，他说：“我1972年1月18日出生，今天35岁。我父亲也是个残疾人，他是脚残疾。家里一直都很穷，直到1978年我们这里开始搞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家里的生活才稍微改善了点。可就在那年7月，我妈妈因患肿瘤去世。1981年11月我的残疾父亲患胃癌因无钱医治也撒手西去！我患病是在1986年9月，那年我14岁。然有一天我觉得两腿的膝关节疼痛难忍，双脚不能沾地，医生说我得了骨质疏松，因为家里穷没有钱治病所以我就落下了残疾至今。唉，真是提起来就让人恼火，看来我真的是上辈子做了什么缺德事了，要不然为什么让我遭受这么大的罪！”
出门买药的时候考虑到家里快断油了，杨玉春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40元分了一半给继母邓应兰，让她赶场的时候带点油回来，他说：“妈，这20元钱明天你赶场的时候买点猪油（当地习惯吃猪油）回来，要不然我们家就断油了。我现在去诊所买点药吃，身上疼得实在让人难受，再不吃药的话我觉得自己扛不下去了！”
前往诊所的路上，杨玉春用右手使劲地拄着木棍支撑向前挪动的身体，因为残疾严重，他不仅身体倾斜而且走路的时候右脚都是向前颠着走的，这更加重了行走的困难。他一边慢慢向前走边对我说：“你看我走路像不像螃蟹？我们这里的小孩有时候笑话我，说我走路像水稻田里的螃蟹，说我是横着走路的。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也不想这样呀，我知道这样走路难看丢人！可因为没钱看病我只能这样走路，我只能这样生活。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站起来呀，象我14岁以前那样。可是这是没有办法实现的，丢人归丢人，我又能怎么办呢？现实中的我就是这样一个命……。”
手记：2007年9月，我来到了杨玉春所在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采写贫困家庭，就是在农村的深入走访中，我认识了后天残疾的杨玉春以及和他相依为命生活的继母邓应兰。
三十几岁的杨玉春因为疾病和过度操心和同龄人相比略显老成。虽然他的残疾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使他和继母邓应兰相依为命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但是杨玉春一直坚持不懈地努力创业，希望通过自己不断地努力去挣钱改变目前的贫穷现状，可始料不及的是每一次创业都被不可抗拒的自然灾难或由于自身的残疾而最终泡汤。
杨玉春很无奈地告诉我：“2000年7月我参加县残联组织的去广西河池市学习修理种养技术。我当时非常喜欢养殖知识，只用半个月时间学完了需要一个半月学完的课程。那次培训结束后，我在自己的田地里种过西瓜、种植过柑桔，养过鱼、鸭、还有鹅。农忙时我还要和我妈一起耕种6亩田地。虽然我一直在想办法搞第二产业，希望挣点钱，可以说我把能想到的门路都想过了，最终却全部失败了。
西瓜现在没有收成，辛苦养大的鱼被大雨冲走了，好不容易等到柑桔长大了可因为我的残疾无法给柑桔打理枝叶而长不出果子！不是我懒，而是我的身体根本站不起来！我曾经尝试站在板凳上给柑桔压枝，但我的身体协调能力很差，好不容易站到板凳上却因为身体控制不了平衡而又跌落下来。如今的柑桔树因为没有好好管理而差不多荒废了，曾经花了1600元挖的鱼池现在变成了小水坑。今年我实在没有门路，就在小水坑里养了30只鸭子和10只鹅。
虽然我现在还想重新挖鱼池养鱼以及种西瓜，但让我恼火的是我根本没有前期的启动资金。
你看我这一年下来，我和老母亲种的水田和旱地六亩，今年全年收了6000斤湿水稻、800斤玉米。因为我的残疾和老母亲年龄大了请人过来帮助收割，按照当地的收割费用管吃管喝另外每收100斤湿水稻就要给10元钱，所以6000斤湿水稻我要付人工费600元。今年我们这里收晒干弄净的水稻价格是一斤8毛钱，100斤湿水稻晒干弄净后就只剩80斤了，这样算下来我们家最后只收上来4800斤水稻，按照每斤8毛钱算最终卖不到4000元。去掉家里的口粮，还要刨去前期的化肥、种子、农药、请人插秧收割等费用，最终所剩无几。
张仁杰，在我们这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挣钱了，在家里死守几亩地也能勉强糊口饭吃。如果不是这几年国家有好的政策种地不要钱的话，我家里的生活估计更是雪上加霜！你看我还是个残疾人。可我跟你说，虽然我残疾，但我一直不服输。虽然我没有什么文化只是个小学毕业，但我一直相信如果靠我的头脑一定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挣钱养家。如果我的创业顺利，我还希望能够把家里快要倒塌的房屋重新盖一下，让我的老母亲安享晚年。我还希望在有结余的情况下去医院把自己的病看一下，我现在的身体已经变形得太严重了！可是这几年下来我什么都落空了，真是让人想不通呀！你说怪谁？我一不怪天，二不怪地，只怪我就是个这个穷命……。”
说到家事，杨玉春猛吸了一大口烟，他说：“我听村里老人说，我小的时候虽然家里穷，但因为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而倍受父母的宠爱。1978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如果按照常规发展我们家的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可那年7月我妈妈患肿瘤无钱医治去世。1980年3月，我的继母在好心人的撮合带着她的女儿杨玉琴和我父亲重组了家庭。可只隔一年多，1981年11月我的父亲因胃癌无钱医治也离开了我们，那年我9岁。
父亲走后家里便没人干活了，因为妹妹杨玉琴更小，我为了帮家里干活小学都没有读完。帮家里干了5年后的一天，也就是1986年9月我突然感到两腿膝关节疼痛难忍脚不能沾地。继母带我去县医院检查，医生说我是关节炎需要住院治疗。我住院了三个月时间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还借了很多钱，但病情仍没有好转。后来家里再也借不到钱了，继母只好把我带回了家。回来后继母不忍心看我病成这样，又按照民间偏方抓了些草药给我吃，可是现在我的病情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1990年继母见我实在太痛苦了，又四处筹钱把我送到黔南州320部队医院治疗，医生说我患了骨质疏松症。又在医院折腾了三个月后病情仍没有好转，我只好再次出院。回家后继母又继续烧香磕头求神帮忙和找土方给我治疗，没想到我竟然能下地走路了，甚至还能干一点活，但是我整个身体却不能伸直，脖颈也不能自由活动。再后来我走路必须要拄着木棍才能勉强使身体平衡，所以我们这里有些人说我走路像螃蟹是横着走的。
现在我的继母腿脚不再像以前那样灵活了，妹妹又远嫁他乡有了自己的孩子和家庭。看着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的继母，我心里越来越着急，这个家以后的日子只能靠我了，我要把自己的病治好，靠自己的能力挣钱让让母亲过上好日子，也算是对她养育之恩的报答。
2005年4月11日，我把家里的秧种撒下田后，怀揣种西瓜、养鸭鹅挣的几千元钱去了贵州省人民医院。通过CT拍照，再经医生下午会诊，最终得出的结果是：我患的病是强直性脊柱炎。当我小声地问医生如果治好病需要多少钱时，医生说治疗费要十几万，并且还说就算是通过治疗后也不能保证彻底治好！当时我跑到医院里没人的地方大哭了一场然后返回了家。
2006年4月我和朋友聊天时听说黔南州中医院可以治疗强直性脊柱炎并且只收几千元。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急忙赶到黔南州中医院，谁知医生检查完后对我说如果治疗的话需要十几万！
从黔南州中医院看病回来后我彻底绝望了，我知道我今生再也没有什么本事让继母过上好日子了。我这几年拼命想法子挣钱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我现在住的房子比我的年龄还大，都快倒塌了。继母老了，我虽然不忍心看她一个人在田里干活但是又没有办法。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我的继母不是我的亲生母亲，但她养我长大，在我的眼里她比我的亲妈还要伟大。如果我小的时候没有继母的照顾和疼爱，我就活不到今天！在我生病的时候，继母没有抛弃我，为了给我看病她东求西借，可能是她的诚心打动了老天爷，我现在还能勉强走路和进行简单的生活自理。
再过几年我就40岁了，继母也快奔70了，所以我一定要在这几年里想办法挣钱。这么多年来我和继母很少有新衣服，去年继母用卖水稻的720元钱买了台电视机。看到老母亲做饭不方便，2007年7月我花了230元买了台电磁炉还花了65元买了个电饭锅。
村里曾经有人建议我通过残疾的身体去城市乞讨，可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不去。因为第一我舍不得把我的老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我要给继母养老送终；第二我觉得做人要有骨气，不能随便下跪乞讨要钱。我心底还有个打算，如果哪天我的继母真的去世了，我可能会去城市里帮人擦皮鞋讨生活。
其实国家对我挺好的，1997年6月份贵州省黔南州给我办理了肢体二级残疾证书。2007年下半年我开始享受国家给的每季度175元的最低生活补助。钱虽然不多，但是我心里暖着呢，国家没有把我忘了……。”
告别杨玉春的时候，我问他对将来有没有什么成家之类的打算。杨玉春很爽朗地笑着对我说：“不是和你吹，在我们这里我绝对是一个让大家尊敬的人。虽然我小学没有毕业，但我靠从堂哥那里借来的小学课本自学完了小学课程。平时我们村里谁家的雨伞坏了、手电筒不亮了都来找我帮忙弄一下，我全部是免费服务。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虽然身体残疾但是人长得还很精神，我也谈过几次恋爱，但因为我老实糊不住人家，把女方带不回来。在我们这里只有把女的带回来才算结婚，中间有好几次可以把女的带回来的机会，但女方一听说我家里条件差就不肯来了。虽然我谈的几次都是和结过婚的女人谈，但我自己是个没有结过婚的男人，我也不介意对方是不是结过婚，可最终女方都以不合适为借口而结束了。我明白其中的原因，女方不愿意来是因为嫌弃我残疾。还有个女的当面对我说，嫁过来既要下地干活养家，还要养我和我继母不划算。通过几次失败后我也明白了，我不能因为自己的疾病而去拖累了人家。
不过有时看到和我一样大的儿时伙伴都在拖家带口地过日子，我心里很羡慕。我也想娶个老婆有个自己的孩子，可想来想去这都是瞎想。我现在晚上喜欢喝酒，喜欢把自己喝醉，要不然我晚上该怎么度过？”
如果您想给杨玉春提供帮助的话，请点击察看《捐助说明》。
